山海经是奇书,但探讨山海经必走“正门”

山海经,山海经异兽

《山海经》虽是一部奇书,但奇书的阅读和探讨未必要走“奇门”。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奇”可以吸引读者,勾起一探究竟的好奇心,而一探究竟则非由“正门”不可,也就是严沧浪所说的“入门须正”。

 

当然这“正”不是“唯我正确”之正,也不是定于一尊、不能容纳异见的所谓“正统”,仅是与“奇”相对而言之“正”,具体地说,不过《山海经》学术史的主流而已。比如经中某山,或言在山东,或言在山西,或以错简为由,从海内移到海外也不妨,只要不脱离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思维范围,其说虽然不同,都是“正”中之“异说”。但如果说西王母就是所罗门王时(恰好与周穆王同时)的西巴女王,“众帝之台”就是埃及的金字塔,那就是“奇说”了。

 

西王母,[清]汪绂 绘

 

创立奇说的不乏梁启超、章太炎这样的大学者,但他们往往都是在文化西来说的冲击下即兴式地假设,谈不上是对《山海经》的深入研究。虽然他们未必都坚执其说,但却打开了“奇门”,后来以标新立异为主旨,以奇相竞、哗众取宠的研究取向,与他们多少总有些关系。奇门既开,中外呼应,各色新奇怪异的假说让人目不暇接,再加上八卦式的“论证”,就远远超越了《山海经》本身之奇。

 

“奇说”自有存在的意义,其中总有合理的或开人思路的成分,不能简单地一概斥为胡说妄想,另外,《山海经》一书近年在读书界的热度之高,“天书”、“奇书”、“谜书”之类的宣传和一些“奇说”的出现,无疑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但绚丽之后总要归于平淡,不管广告作得多么热闹火爆,山海怪物画得多么离奇怪异,认真的读者最后总是要把《山海经》打开来读,看看它究竟是怎样一本奇书。

 

《山海经》的内容包罗万象,举凡山川、动物、植物、矿产、人种、部族、世系、风俗、祭仪、神巫、医药、天文,上古社会人类所接触的诸种知识都有所记载。但此书缘起于“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刘秀《上山海经表》),而全书总体结构及章节组合,也是以山海方国为框架,故书名定为《山海经》。可见古人就是把它当成一部地理方物的著作来看,即使在今天来看,也以划归为综合了自然及人文的地理志书较为合理。尽管《五臧山经》的地理知识已经渐渐对我们普通读者失去吸引力,但我们也不能仅凭我们的兴趣因向神怪转移而认它为“巫书”。

 

至于《山海经》的作者和时代,自刘歆以来,基本上认为是大禹及其臣伯益所作,直到唐人杜佑才开始怀疑是战国人所作,至宋代甚至出现像朱熹那样认为《山海经》是后人据《楚辞·天问》而伪造的极端见解。但此后坚持《山海经》特别是《五臧山经》的作者为禹、益者,直到清代仍为主流。这一状况到二十世纪之后才被扭转,虽然至今仍然有人坚持禹、益说,但学术界的主流已经认定全书主体成于战国。

 

在古代,此书的作者是不是禹、益,直接关系到对其价值的判断,所以很多认可《山海经》价值的人也许只是在名义上把著作权送给了禹、益,在对《山海经》的具体解析上并不处处受此说的羁绊。而时至今日,如果还坚持禹、益说,就显得太特立独行了。

 

认为《山海经》的主体成于战国时期,只是就成书的大致时间而言,至于构成此书的原始文献,比如神话及世系之类,其产生的时代肯定要更早,有的学者上推到西周甚至殷商,也不是随意的猜想。而在战国成书至晋郭璞做注之间,也几经散佚补辑,因此而杂入汉人的文字也是理所必然。

 

 

 

 

《山海经》十八卷的总体结构一般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即前五卷《五臧山经》,占全书一半篇幅。所述名山大川,基本上为古今学者认定的“禹迹”之内,即华夏本土。其内容也大致被看作真实的存在。因为这部分文体及内容与《山海经》后半部有明显差异,故有人认为它就是古代独立成书的《山经》,而其余部分为《海经》。

 

第二部分为中间八卷,即《海外四经》和《海内四经》。《海外四经》是言“四海”之外,而《海内四经》所述范围则指边裔地带。

 

第三部分为最后五卷,即《大荒四经》及《海内经》。从《大荒四经》的内容上看,多与《海外四经》重复,也间有与《海内四经》甚至《五臧山经》相重者,所以这“荒”与“海”的词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这部分也被一些学者看成是《海经》的另一版本。清人认为这五卷在刘歆校《山海经》时是没有收入的,其编入《山海经》当是郭璞或在他之前的人。

 

由于读者的喜好和趣向不同,对《山海经》中近真的《五臧山经》和多言怪诞的《海经》往往也各有偏好。今人如此,古人何尝不然。《山海经》既有真实性的一面,也有怪异性的一面。但怪异并不是作者有意的虚构,而是他们眼里的“传闻的真实”,这种看法为后世很多学者所坚持。对《山海经》的怪异性质,郭璞早就说过:

 

“世之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世之所谓不异,未知其所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郭璞《注山海经序》)

 

也就是说“少所见,多所怪”,其物本身并无所谓怪异,只是因为你没有见过,所以感到它怪异了。动植物的外部形态如此,一些自然现象也一样。一切均有可能,不能因为你不知道就可以认定不存在。

 

一些学者不断地用现实中存在的真实动物、植物甚至人种来比附,自郭璞至今,从来没有断绝,而且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并不都是徒劳无益的。即使对那些三头一目的不可能真实存在的怪异人种,有些学者也试图用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给以解释,“还原”其真实的存在,虽然有些推论很是勉强,但思路并不错。如果完全否认它的怪异性质,也就无所谓“奇书”之称。而且它的怪异性往往与真实性纠缠在一起,所以它才具有谜一样的吸引力,吸引读者解读怪异背后所隐藏的真实。

 

对《山海经》的怪异采取绝对的否定态度或绝对的信以为真,都是不可取的。《山海经》隐藏的谜有些是可以解开的,有些则无须强行解开。对于这些,不解就是解,没必要去钻牛角尖。即使被公认为较真实的《五臧山经》,有哪位地理学家会按照《东山经》说的,到“其上多玉,其下多金”的东岳泰山去采矿呢?以今天科学的发达,其中的物产尚无法证实为必有,何况海荒万里之外?

 

 

《山海经》是西汉末年由刘歆(为避哀帝刘欣讳而改名刘秀)在哀帝建平元年编校而成。虽然他在上表时特别强调此书在宣帝时曾为当时的士大夫所注目,但此后在儒学占压倒性地位的东汉,此书一直处在被冷落的地位。

 

魏晋以后,玄学开始盛行,神仙之说伴随着道教的兴起而为士大夫所热衷,《山海经》也开始为西晋最称博学的张华等人所注目和推崇。到了东晋初年,出现了《山海经》的第一部注解本。注释者郭璞不仅通经术,善辞赋,最主要的是他的博学多才为一时之冠,曾遍注《尔雅》《楚辞》《穆天子传》等奇书。他对《山海经》格外用力,除了整理并注释之外,又作《山海经图赞》及《山海经音》。郭璞好奇,对《山海经》中的“怪物”采取接纳的态度,不以为荒诞不经。这种放达宽容的学术胸怀,让他在整理注释《山海经》时,保存并收入了大量珍贵的神怪文献,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功绩。

 

隋唐时代,《山海经》多作为诗文创作的典故渊薮,大家热衷的是其中的仙山奇兽、海荒怪物,李白有诗云“闲读《山海经》”,大略可看出此书在文人中的位置。与此不同,《五臧山经》中的山川地理,似乎就没引起过他们的兴趣。

 

北宋皇帝推崇道教,《山海经》中的神灵与道教的神仙有些关联,因此该书被收入《道藏》。而士大夫也一改数百年视其为闲书的态度,由于印刷术的发达,《山海经》出现十种以上的刻本,不仅走上了他们案头,并且进入他们的学术视野。虽然他们对《山海经》的缘起、作者、版本等问题都有所涉及,却没有系统的著作。南宋大儒朱熹在他的《楚辞集注》中较多地谈到《山海经》,一方面否定了向来的作者为禹、益的旧说,同时对《山海经》的内容,不仅是神怪,也包括山川的记述,深表怀疑而采取否定的态度。

 

明嘉靖时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是一部很特殊的著作,说是“释义”,很像一个迂腐的道学先生在和《山海经》抬杠,其序曰:“甚矣先王之道不明于后世也,异言出而教衰,邪音奏而雅亡。”而《山海经》就是“异言邪音”之类,所以他说:“以之治世则颇而不平,以之序伦则幻而鲜实,以之垂永则杂而寡要,恶在其为经也?”所以这书就是要把“怪”扭到“常”的正路上来。

 

王崇庆官做到尚书,公德私德均无訾议,但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政绩,一平庸官僚而已。虽然他勤于著述,但为这部自己并不喜欢的《山海经》从头至尾做了一遍“释义”,仍然令人费解,以我的揣测,可能是有意识地要对当时的好奇尚博之风“纠偏”吧。

 

几乎同时或者稍后一些的,则是嘉靖时以博学著称的大才子杨慎所作的《山海经补注》。杨慎的态度与王崇庆恰恰相反,他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些怪物的。杨慎中年流放云南直至老死,让他脱离了主流文化的本位思想,从异域文化的角度回顾观照,正印证了郭璞所说的“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在我,非物异也”。于是他根据在流放地的亲历亲见,力证《山海经》中一些怪物怪事真实存在的可能性。虽然《补注》只是个读书札记,是个数十页的小册,还算不上专门著作,但可以说是“怪物实证”一派的先导。

 

《评山海经》的作者刘会孟,时代无考,估计是明末人。其书不传,仅为吴任臣《山海经广注》采录七十余条,平实而可喜。本编录其可取者三十余条,多为后代学者所印证。

 

严格说起来,继郭璞之后为《山海经》作注的,《山海经广注》的作者吴任臣是第一个。所谓“广注”,即广郭璞之注,其中虽然不乏考辨之语,但主要在于注经材料的扩展。其涉猎甚广,甚至吸取了一些来华传教士的著作,可以说是《山海经》与西方世界的最早接触。吴任臣生于明末,《山海经广注》刻成于康熙六年,他撰写此书时也就三十多岁,正处于学术的成长期,明代读书人的炫博习气对他无疑有很大影响,而他征引材料又多用明人编的类书,所以阮元说它“征引虽博而失之芜杂”自是不易之论。但吴任臣广郭璞之注,并不仅是材料的扩充,还对本经及郭注多所发明,不乏真知灼见,这一点虽然多为乾嘉学者郝懿行注意采撷,但一向却为评论者所忽略。

 

《山海经广注》

 

汪绂的《山海经存》脱稿于雍正、乾隆间,但此书的面世却在作者辞世一百多年之后的光绪年间,而且缺了《海外四经》和《海内四经》。汪氏好博览,不拘门类,善于读书,多有己见。如《山经》诸篇之末多言祭山神,汪绂以为“其神之状,盖祭山之尸为此状”,实为卓识,对后世的神话研究者颇有启发。而谈名山地望,虽少考据,但所言多为后人许可。

 

 

《山海经存》,中华书局出版

 

在《广注》面世的一百一十年后,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于乾隆四十六年刊行。阮元将此书与《广注》并重,评价为“于山川考校甚精”。相对于此前的《广注》,这评语是不错的,但毕氏坚信《五臧山经》“实是禹书”,而且认为《山经》“东西道里,信而有征,虽今古世殊,未尝大异”,这一主张就不能不误导了他的理解和判断。他对山川的考证虽多为后人所采纳,但被驳正的也不少,特别是在地理学发达的今日,毕氏山川考证的成绩便有些相形黯淡了。至于阮元认为《新校正》“订正文字尚多疏略”,则未免求全责备。

 

从考证的精密来说,后出的《山海经笺疏》自然胜出,但毕氏对经注文字的订正已经有不小的成绩,所以也多为《笺疏》所采纳,其分量不少于对山川的考证。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毕沅确认《山海经》的地理书性质是对的,但不认可或者故意忽略《五臧山经》以外的“语怪”内容,则未免失于偏颇。以我的鄙见,毕沅《新校正》在今天的阅读和使用价值上,是不如吴任臣的《广注》的。

 

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代表了清代《山海经》研究的最高成果。其自序云:

 

“今世名家则有吴氏、毕氏。吴征引极博,泛滥于群书;毕山水方滋,取证于耳目,二书于此经厥功伟矣。至于辨析异同,刊正讹谬,盖犹未暇以详。今之所述,并采二家所长,作为《笺疏》。笺以补注,疏以证经。”

 

郝氏以其文字训诂之长,特别是对《说文》《尔雅》及汲冢竹书的深湛研究,同时吸取了《广注》和《新校正》的成果,在文字订正方面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在名物训诂方面,郝氏或以本经各篇互证,或以《穆天子传》《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佐证,颇能服人;即使缺乏佐证,也多有大胆疑设,虽下语谨慎,但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保守。

 

俞樾《读山海经》为《俞楼杂纂》第二十三种,由于他所用的是毕沅《新校正》,所以驳正的只是《新校正》和郭注,其间多有精解,只是有些已经为吴任臣、汪绂及郝懿行着了先鞭。

 

神话的故事、人物以及动物、植物在《海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对这些神怪内容的探讨,自郭璞之后以吴任臣、郝懿行考证最多。而到了二十世纪,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学派多从神话中挖掘古史,《山海经》中的神话内容尤为学者所注目,探讨之深入、成果之丰盛大大超过前人。但这些论述取证广博,本编限于体例,只好割爱。袁珂先生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受许寿裳先生之命治神话之学,勤恳耕作半世纪,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体系的构建卓有成就。为了把零散的神话片断整合起来,虽然难免有牵强之处,但也多有挖掘发现。像对《大荒西经》“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一句的考证,解《海外西经》“女丑之尸”为“以女巫饰为旱魃而暴之焚之以禳灾”,解《海外北经》“拘缨之国”为“拘瘿”,解《海内南经》“孟涂”以神判,不但破解了前人的疑问,而且挖掘出中国神话的本来面目;另外在文本的订正中也有不少可取之处。

 

 

综上所述,如果要做成可为《山海经》入门之阶的注本,最主要的就是把前人的成果用最简便的形式介绍给读者。这个目标对于只不过是《山海经》阅读者的我来说,有些可望而不可及,也只是竭力从事而已。

 

这个注本的内容大致为文本的订正,名物的训诂,山川的考证,神话的解析。各注以时代前后为序,胪列诸家的义释发明,原原本本,不废异说歧解,使前人的学术贡献自然明了,而读者也能有所甄别取舍。其间略按以鄙见,仅供参考。

 

《山海经》的文本,学界公认以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校勘最精,把《笺疏》的几个版本对校后,确定以错误最少的嘉庆十四年(1809)阮元嫏嬛仙馆本为底本(《郝氏遗书》用的实际上也是此版),同时参校现存最早的刻本即南宋淳熙间尤袤刻本,以及吴任臣《广注》本、毕沅《新校正》本、汪绂《山海经存》本和袁珂《山海经校注》本。至于各卷的分段,也依《笺疏》为准,只是卷十八的最后一段太长,加注之后不便于读者阅读,才参考其他版本做了拆分。

 

本编注释除了晋郭璞注基本全收之外,主要引用的著作有如下八种:

 

明王崇庆《山海经释义》,明万历尧山堂本;

明杨慎《山海经补注》,岳麓书社版《百子全书》;

清吴任臣《山海经广注》,清康熙五十一年刻本;

清汪绂《山海经存》,中华书局影印清光绪本;

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清光绪三年浙江书局本;

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清嘉庆十四年嫏嬛仙馆本;

清俞樾《读山海经》,清光绪三年《春在堂丛书》之《俞楼杂纂》;

近人袁珂《山海经校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本。

 

此外引用的还有一些未成书的,如明刘会孟,由吴氏《广注》中转引;清钱侗、洪颐煊、张澍、臧庸、吴其濬等,见于《笺疏》及所附《订讹》。

 

《山海经》名山大川之地望,前述诸家多有考释,但近代地理学发展迅速,远非古代所能比拟,学者根据新的考察手段,重新审视前贤注释,多有新解。所以于地理一门,本编特别胪列清末吴承志《山海经地理今释》、近人谭其骧《长水粹编》、徐南洲《古巴蜀与山海经》、张春生《山海经研究》、张步天《山海经解》诸家的成果,只是为免烦琐,仅取论断。诸家间有涉及名物考证者,亦择而取之。至于地名的古今变迁,本编也酌加注释说明。

 

以上引用诸家著作,只著人名,不录书名。此外所采,则兼著书名或篇名。

 

郝懿行《笺疏》多用内证之法,以本书证本书,其他诸家注文也多有需前后照应之处,为了读者翻检印证时方便,我按顺序逐段做了编号。

 

另外,本书适当地保留了一些繁体字,比如“彫”不能改为“雕”,因为篇中“彫”是“彤”字的字形之误;“蒐”不能改“搜”,因旧注有“蒐音搜”;“釐”不能作“厘”,因为“釐”同“僖”。

 

本书的插图采用了汪绂及其弟子所绘的《山海经存》图。《山海经》的神怪图最近很是热门,大都采用了变形夸张,着重于装饰性甚至卡通化,观赏性强,很为年轻读者所喜爱,但与本经文字似有距离,与华夏的、蛮荒的远古时代也不能贴合。

 

而中国古代的《山海经》图则采用“写实”一路,过于拘泥于本经的描写,如说赤鱬“如鱼而人面”,就在鱼身上装一张人脸,其弊正如毕沅所说“经说鸱鸟及人鱼,皆云人面,人面者,略似人形,而后世图此,遂作人形”。总体来看,诸种插图都缺乏想象力,不能像日人鸟山石燕那样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神怪形象。相比之下,《山海经存》图略有所长,不像部件装配出来似地那么不自然,或者因为汪绂是《山海经》专家,自己又精于绘事,所以对所画形象要比一般的绘者体会较深吧。

 

 

汪绂所画的赤鱬

 

栾保群

2018年12月

 

*文章选自《中国古典名著:山海经详注·前言》(插图本),标题为编辑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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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山海经详注》(插图本)

栾保群 译注

简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38511

66.00元

 

 

编辑推荐

一、注释在充分吸收郭璞、郝懿行、袁珂等名家解说的同时不乏创见。

 

二、书中的418幅插图,为清代《山海经存》作者汪绂所绘,形神兼备,能够准确还原文字内容。为方便查询,在书前编制了插图目录(共10页)。

 

三、书后附有详尽的名词索引(共34页),为快速定位最感兴趣的内容提供精准“导航”。

 

 

内容简介

 

《山海经》共计18卷,其中“山经”5卷,“海经”8卷,“大荒经”4卷,“海内经”1卷。该书记载了大量关于地理山川、古动植物、风土民俗、神话传说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先民丰富奇特的想象力,非常值得一读。此次推出的《山海经详注(插图本)》,结合郭璞、吴任臣、郝懿行、袁珂等多家注释,对《山海经》一书加以详细注释,内容深入浅出。为了便于读者更加直观理解文字所述的内容,特将清人汪绂于《山海经存》中手绘的418幅图片移植于相应位置。另外,书后编制了详细的名词索引,有助于读者快速定位感兴趣内容。

 

 

作者简介

 

栾保群,1967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此后直到退休,一直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和河北美术出版社任编辑。撰有《山海经详注》,整理点校有《山海经笺疏》《日知录集释》等,编有《中国神怪大辞典》,另写有《扪虱谈鬼录》等随笔集。

 

 

目录及插图目录

 

前言

卷一 南山经

卷二 西山经

卷三 北山经

卷四 东山经

卷五 中山经

卷六 海外南经

卷七 海外西经  

卷八 海外北经

卷九 海外东经

卷十 海内南经

卷十一 海内西经

卷十二 海内北经

卷十三 海内东经

卷十四 大荒东经

卷十五 大荒南经

卷十六 大荒西经

卷十七 大荒北经

卷十八 海内经

《山海经》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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